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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中新网1月12日电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为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案例一强调，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案例二明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刑事责任的，可以依法追加起诉。案例三明确，检察机关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案例四表明，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单办理，积极能动履职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百姓利益的“小案”当成“天大的案件”办好。案例五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要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作用，助力农民工依法讨薪。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1.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范某某挂靠江西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劳务公司)，以该劳务公司名义从某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建设公司)承接南昌市某项目劳务工程。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该项目实际施工负责人范某某陆续雇佣20余个农民工班组进场施工。施工结束后，建设公司支付劳务费人民币1967万余元，并转至范某某实际掌控的银行账户内。2020年1月，因范某某拖欠农民工工资，该项目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陆续向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被拖欠工资情况。为妥善支付工人工资，建设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的形式，额外结算人民币100万元用于发放所拖欠的工人工资，但范某某收到汇票后，仍拒不付清拖欠的工人工资。2020年10月23日，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但范某某既不提交该项目的全体员工名册、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表、工资表、支付凭证等相关材料，也不按照限期整改指令书进行整改。截至案发，范某某拒不支付220余名工人工资总计人民币623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21年2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此案，范某某得知后潜逃，同年10月19日被抓获归案，11月2日被依法批准逮捕。2021年12月29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对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提起公诉。庭审过程中，因范某某当庭翻供不认罪，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议。2022年5月7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范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范某某收到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2022年9月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过程】

　　1.提前介入侦查，准确认定犯罪主体。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发现劳务公司欠薪数额大、涉及人数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遂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建议高新区劳动监察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并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随着侦查机关取证的深入，确定范某某系挂靠劳务公司实施了本案犯罪行为，范某某系本案犯罪嫌疑人。

　　2.开展补充侦查，完善证据追加起诉。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立即采取公告方式发布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部分之前未报案的被欠薪工人陆续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采取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配合的方式补充侦查、完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仍有部分被欠薪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根据新查明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通过全面依法指控，准确有力惩治“恶意欠薪”行为，确保办案效果。

　　3.协同化解涉案风险，拓宽渠道追讨欠薪。由于本案被害人人数众多，被欠薪工人诉求强烈，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检察机关做好工作预案的同时，与区管委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应急管理局信访办等部门联动，耐心释法说理，安抚工人情绪，引导理性维权。同时，与区劳动监察局、涉案建设公司多次沟通，协调建设公司积极筹得薪资441万余元垫付给欠薪工人。检察机关还对部分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开展了国家司法救助，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劳动成果得到有效维护。

　　4.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机制。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农民工用工及工资支付方面的监督管理问题，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发出检察建议，从全面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职责，督促加强对农民工劳动用工的监督管理，深入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区管理委员会采纳检察建议，建立完善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动机制，定期共同开展专项整治，建立了打击“恶意欠薪”长效合作机制。

　　【典型意义】

　　1.依托“两法衔接”强化立案监督，从严打击恶意欠薪行为。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检察机关主动履行监督职责，依托“两法衔接”机制，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排查工作，发现线索及时启动立案监督。坚持以办案为核心，综合运用提前介入、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等方式完善证据，注重全过程接收被害人提供的新证据材料，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有新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准确认定。对于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悔罪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

　　2.打击、追讨、司法救助同步，守护“民薪”赢得“民心”。该案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案发时正值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与“为民办实事”并重。在妥善处理农民工群体追索欠薪诉求时，检察机关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商议挽回被欠薪工人工资损失的解决方案，并依法开展司法救助，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案件背后的社会管理漏洞，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系统性、根源性解决相关问题，推动诉源治理，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2.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6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柏某，陆续招用郁某某、王某某等人从事公司电子加工等工作。工作期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拖欠郁某某、王某某等30名员工工资共计137119元。劳动监察保障大队先后向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柏某下达四次行政指令，责令其支付所欠员工工资，逾期仍未执行，同时柏某以在外地出差为由拒不接受行政指令发放拖欠员工工资，并频繁变更联系电话，逃匿支付员工工资。

　　【诉讼过程】

　　2021年10月28日，柏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经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21年11月9日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3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柏某与30名劳动者达成还款协议，并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经召开听证会，2021年12月24日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经审查，2022年6月1日检察机关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对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柏某提起公诉。柏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适用缓刑，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一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认罪服判。

　　【检察履职情况】

　　1.依法批准逮捕，切实保障刑事诉讼，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该案提请批准逮捕时正值春节前夕，被欠薪人数较多，农民工要求追回欠薪的诉求强烈。犯罪嫌疑人长期逃匿在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公安机关从外地抓获到案，鉴于其具有逃跑可能，检察机关依法对柏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释法说理，追回部分拖欠劳动报酬。依法追缴劳动报酬对30名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多名贫困户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强化对柏某的释法说理工作，促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考虑到公司经营受经济形势影响，柏某经济状况无法支付全部欠款，经与被害方代表多次沟通，最终促使柏某达成了部分支付劳动报酬的还款协议。2021年12月8日，柏某委托家属代为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

　　3.能动履职，追加遗漏欠薪被害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有遗漏的被害人，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联系相关被害人，在补充工资明细表、向柏某核实情况等相关证据后，继续帮助追讨遗漏部分被害人工资，最终全部被害人的权益均充分得到保障。

　　4.全面审查在案证据，追加起诉被告单位。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证据时，发现拖欠工资、双方签订合同的主体均是劳动者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是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最终法院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

　　5.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提升办案质效。在柏某与被害人达成还款协议后，检察机关召开了听证会，经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保障企业继续经营，对柏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同时，检察机关继续关注柏某的还款落实情况，发现其已在积极筹措资金还款，并自愿认罪认罚，综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司法局出具的社区矫正意见等，依法对柏某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当前办理此类案件中，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度大的问题。本案检察机关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的刑事责任。在进一步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后，检察机关发现本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经工商登记依法成立的合法单位，具备主体资格，郁某某等30名员工均是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大限度追讨回欠薪，检察机关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追加为被告单位进行起诉，为欠薪企业划出红线。

　　3.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2019年，江苏省宜兴市某有限公司承建沛县新城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2020年3月至7月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某从发包公司结算工程款和工人工资等合计人民币1816万余元。但其收到款项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各工程队劳务工资，共计拖欠23名工人工资67.44万元。工人多次投诉、信访反映此情况。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12月6日、12月18日先后两次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但潘某某逃匿外地拒不支付。

　　【诉讼过程】

　　2020年12月23日，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该案移送至沛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21年3月10日，检察机关对潘某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综合考虑疫情影响、稳定就业、助民企纾困等多种因素，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强制措施。在潘某某认罪认罚、全部清偿拖欠工人工资、取得被害人谅解后，2022年3月2日，检察机关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准确把握“恶意欠薪”逮捕标准，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潘某某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拒不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并逃匿外地，引发上访，在审查逮捕阶段拒不认罪，对于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拒不交代去向，具有妨碍诉讼的可能。检察机关聚焦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详细查阅工人工资清单、企业账目往来等材料，主动对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确认潘某某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且逃匿的事实后，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保就业促稳定，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批捕后的侦查阶段，潘某某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检察机关及时开展实地走访，了解到该涉案企业承揽的工程系沛县民生工程，工人达100余人，且案发正值疫情初期，经济下行，若继续羁押潘某某可能对企业发展及职工就业产生较大影响。经充分考量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及涉案民营企业的持续经营问题，检察机关对潘某某开展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3.开展多方协作，促成农民工工资全部清偿。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间，检察机关主动邀请工程发包方、工人代表、辩护律师进行面对面沟通。向工程发包方阐明案件事实及工人疾苦，促使发包方先行垫付工人工资30余万元；向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开示全案证据，逐笔核算发包方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督促潘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支付剩余拖欠的30余万元工资，促成工人工资全部清偿，化解了工资拖欠矛盾；向工人代表耐心释法说理，促使工人对潘某某予以谅解。

　　4.深化诉源治理，督促启动企业合规审查。针对涉案企业在财务和人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涉案企业表达合规意愿后，2021年10月，检察机关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启动企业合规整改，设立合规事务部，补充制定《合规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合规文化体系；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公布用工主体的联系方式及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电话；建立农民工花名册和工资支付表，加强考勤统计；设立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明确施工方、分包方具体职责，完善劳动合同、进出场登记、考勤等方面的管理。2022年1月15日，该企业合规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累计建立完善相关制度5项，整改问题12个。

　　5.开展专项调研，制发检察建议力促行业规范。鉴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欠薪问题频发，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化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向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阅了近三年欠薪案件，发现存在立案调查不及时、“两法衔接”意识不强、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2021年6月，检察机关向该局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其会同公安、住建等部门在全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开展劳动监察执法培训，督促指导20余家企业完善劳动合同、用工管理等制度，全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1.依法充分履职，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坚持打击欠薪犯罪与追讨欠薪并重，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动态审查把握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变化条件，对已无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依法变更或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或向相关机关提出建议。尽可能实现案件办理和矛盾化解一体化推进，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主动对接辩护律师、工程发包方、犯罪嫌疑人家属等多方，必要时与行政主管部门衔接联动，促成劳动报酬足额支付，经审查对依法不需要刑罚处罚、没有起诉必要的，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2.依法启动企业合规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充分考量疫情冲击、经济下行等多重叠加因素，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坚持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对涉案民营企业负责人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为工人持续就业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对涉案企业开展企业合规审查，推动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完善用工、薪资及财务管理各项制度。推动民营企业规范运营，以“真合规”“真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4.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刘某某系某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4月，该公司从贵州某建筑公司承接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某施工项目，刘某某雇佣李某、王某等18名农民工加工制作“钢筋笼”。工程结束后，刘某某仅向李某等人支付部分工资，李某等人多次讨薪未果，于2021年9月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该情况。经调查，发包方已全额支付工程款，刘某某在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拖欠李某等18人工资23.32万元。劳动监察部门向刘某某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限期支付。至整改期届满，刘某某仍未支付。劳动监察部门遂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2021年11月11日刘某某到公安机关自首。

　　【诉讼过程】

　　2021年11月12日，刘某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公安机关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逮捕。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矛盾化解工作，刘某某表示愿意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于2022年10月25日将该案移送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犯罪情节轻微、社会矛盾已得到有效化解，2022年11月3日，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紧扣关键节点促进矛盾化解，依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被害人，发现春节将至被拖欠工资的18位农民工仍奔波在讨薪维权路上，其中王某在施工中受伤亟需治疗，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只能靠工友们捐款医治。为保障农民工在春节前能及时拿到欠薪，办案人员多次释法说理，刘某某终于表示愿意筹款支付所拖欠工资。鉴于刘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捕有利于其筹措资金支付工人工资，遂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在检察机关督促下，春节前刘某某将拖欠的23.32万元全额支付，18名农民工表示谅解刘某某。审查起诉阶段，综合考虑刘某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且获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该案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条件，检察机关依法对刘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制发检察建议，引导开展小微企业合规。办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刘某某经营的劳务公司存在工资支付制度不健全、资金管理混乱、管理人员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该公司虽为小微企业，但在本市承接多个建设项目，涉及农民工上百人。考虑到公司有合规意愿，检察机关遂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合规整改。该公司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通过2个月的合规考察期，检察机关及相关部门对企业合规整改进行验收，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听证员意见，一致认可企业整改成效，经评估通过合规考察。

　　3. 推动诉源治理，构建常态化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抓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233”工作法，即深化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两项认识，立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立案监督与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能，搭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专案查办、“诉前和解+检调对接”“行政+司法+新媒体”衔接融合三项机制，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开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专案查办通道，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因案施策，2021年以来为70余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80余万元。检察机关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衔接配合，将涉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类案件纳入诉前矛盾调解工作范畴，促使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2021年以来办理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全部实现“一案一和”、案结事了。

　　【典型意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办理是“小案件、大民生”的生动写照。检察机关在拒不支付劳动案件办理中，除了发挥刑罚的打击震慑效果，更重要的在于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增强执法活动的实效性。本案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中属涉案金额不大的“小案”，但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化工作、简单办理，而是将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救命钱始终作为根本职责与重大使命，在“小案”上下“大功夫”。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职，深入实地走访，了解到个别多次讨薪未果的农民工面临着就医、生活等实际困境，单纯的刑事打击、就案办案并不能直接缓解被欠薪者的困难处境；及时组织劳资双方座谈，联合多部门制定追缴工资方案并督促落实到位；督促涉案人员及时筹集资金，直到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老百姓利益、弱势群体保护的“小案”当成检察机关“天大的案件”认真办理，是检察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写照。

　　5.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兰某某系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海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起，海旺公司因经营不善，陆续出现拖欠员工工资情形，截至2021年12月，海旺公司共拖欠王某、金某某等28名员工工资153万余元。

　　2021年10月14日，鄂州市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兰某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兰某某于同月25日核对《员工拖欠工资投诉表》并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核对员工工资后，承诺在40天左右支付拖欠的工资。区人社局于10月25日向海旺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海旺公司于同年11月6日前足额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但兰某某在承诺期限内未支付拖欠工资。区人社局于同年12月8日和12月13日多次发送短信要求兰某某于当月13日之前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回复收到短信并说明其在十堰市处理欠款事宜，三日内返回鄂州。后未如期接受调查。

　　【诉讼过程】

　　2022年1月19日，区人社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于2022年3月4日决定对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立案侦查。3月7日，兰某某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5月31日，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提请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该院于同年6月13日决定对兰某某不批准逮捕。后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公安机关决定对本案予以撤销。

　　【检察履职情况】

　　1.严把事实证据关，依法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兰某某辩解其离开本地并非逃匿，而是去筹集资金以支付拖欠员工的工资。因本案未查明兰某某到十堰的具体情况，也未查明兰某某及海旺公司名下资产情况，检察机关遂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补充上述证据，同时积极开展调查。经向多名员工调查得知，兰某某从2021年开始出现嗜睡不醒症状，而后返回十堰市休养，但电话、微信并未失联，经公安机关传唤后能够及时到案。经审查认为，兰某某未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接受区人社局调查，但其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且并未失联，因此不能认定兰某某系采取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后公安机关查明海旺公司账户和兰某某个人账户均无资金，兰某某无转移财产或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据员工代表反映，大部分被欠薪员工均在海旺公司长期工作，一致认为兰某某为人仗义，公司经营不善也是客观原因所致，他们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是担心兰某某转移财产，从而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根据2020年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要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检察机关经综合分析，兰某某的行为不属恶意欠薪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2.开展公开听证，有效化解员工心结。检察机关同步引导劳动者通过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邀请镇党委书记共同上门释法说理，并为解决欠薪难题研究方案，最终达成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维权的初步意见。鄂城区人民检察院组成刑事检察官和民事检察官联合办案团队，针对是否对兰某某批准逮捕和是否民事支持起诉召开听证会，员工代表和听证员一致同意不批准逮捕兰某某，并同意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

　　3.民事支持起诉，保障员工合法权益。鄂城区人民检察院查明兰某某公司陷入困难，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虽然没有支付拖欠工资的资金，但名下有土地和资质等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围绕员工要回被拖欠工资这一主要诉求，决定刑民协同履职、一体化办案。民事检察官迅速介入，引导员工首先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确权，防止资产非正常转移。在征得涉案员工同意后，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又及时向鄂城区人民法院支持起诉。2022年6月31日，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本案中，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能动履职，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职能联动作用。检察机关要通过沟通协调，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化解民事争议职能与人社部门劳动监察职能相衔接，共同推动解决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整治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刑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联席会议，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一体化办案，防范化解劳资矛盾。刑检部门发现相关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且有必要支持起诉的，要及时通报民事检察部门。同时，民事检察部门发现案件中存在犯罪线索的，应主动通报刑事检察部门，使检察机关助力保障民生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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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