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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看不见”的“110”警察******

　　■编者按

　　2020年7月2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人民警察节”的批复》，自2021年起，将每年1月10日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的节日。

　　2023年1月10日是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回顾过去的一年，人民公安圆满完成党的二十大、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安保工作，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警察履行警务保障职责、护卫公平正义；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确保刑罚公正执行，做好罪犯改造工作……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展现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本报编辑部特推出中国人民警察节专题报道，以文字和影像记录法治中国画卷中那抹“藏蓝色”。

　　接报警情后，他们调配警力、协调资源，一举一动牵动着全局。相比一线出警民警，他们常年隐于幕后，可谓“看不见”的“110”

　　图为白冰（右一）在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指挥处值班科长办公位上工作。 刘聪 摄

　　《法治周末》记者 尹丽

　　无人不知“110”。

　　在“110”战线上，相比直面警情的派出所民警，负责指挥调度的警察们常年隐于幕后。他们的故事同样令人感动，却鲜为人知。

　　在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法治周末》记者走进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请东城分局指挥处指挥调度科科长白冰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110”工作。

　　白冰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指挥处指挥调度科科长，在“110”战线上坚守了二十余年。在警情处置过程中，这个科室正如其名，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有警情接入东城分局，白冰和他的同事们就会盯办。接报警情后，他们调配警力、协调资源，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局。相比一线出警民警，他们常年隐于幕后，可谓“看不见”的“110”。

　　从“坐不住”到“沉下心”

　　白冰留着利落的“板寸”，工作时不管去哪儿都是一溜小跑。在东城分局，熟悉他的同事们对他有着同样的印象：“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本儿和笔。”

　　对白冰而言，这再正常不过了。接到警情后，他需要记录所有关键、重要的信息，并不断更新情况进展。而往往一起警情尚在处置过程中，另一起甚至另几起又发生了……

　　“这就是一份‘费本儿’‘费键盘’的工作。”接受采访时，白冰微笑着说。工作至今，他写下了二三十本工作笔记，记不清换了多少个电脑键盘。

　　2002年7月警校毕业后，19岁的白冰分配到指挥中心工作。刚到工作岗位上，他就感到不适应，最大的表现是“坐不住”。

　　入职前，先后在两家基层派出所实习的白冰，已经习惯了“每天跑跑颠颠，什么活儿都干”的日子。可在指挥中心的这份新工作，需要成天守着电脑、电台、电话。一动一静，截然不同。

　　从坐不住，到沉下心；从需要师傅手把手地教，到可以独当一面处理警情，白冰坦言，这个过程自己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在师傅周传豹眼中，白冰不仅聪明，而且肯学。颇令他骄傲的是，白冰作为自己的徒弟，现在仍然坚守在指挥岗位，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坚守和传承。

　　白冰觉得，当年师傅的“传帮带”，像极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提到的“练兵七法”：“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还是讲评；七、你再做。”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一年倏地过去了。

　　采访间隙，白冰和周传豹感叹着时光的流逝。白冰笑着抬起一只手，向师傅比划着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周传豹儿子的身高。仿佛时间只是轻轻一晃，当年才上小学的那个男孩，现在都已经成家了。而白冰的女儿，现在也已经上小学五年级——那是一个梦想“在故宫里当警察”的女孩。

　　“良心活儿”与“会干活儿”

　　指挥调度科工作的主阵地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里的灯常年亮着。在这里工作的警察们，自然也无法感受到天色变幻。但在一张张办公桌上，电台、电脑、电话的另一端，却那样真实、密切地与人间冷暖相连。

　　对于有着二十余年工作经验的白冰来说，哪怕他早已见惯大小警情，每当新的警情接入，还是会有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在他看来，指挥调度科的工作绝对是份“良心活儿”。很多时候，警情未必是大案要案，但同样关乎着鲜活生命的存亡。

　　2021年冬季的一天下午，有人报警称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走失。白冰在接到警情后，脑海里立马闪过一件事：天气预报称，当晚北京大风降温。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老人，无处避寒的老人恐怕会有生命危险。白冰不敢怠慢，他坐在值班科长的办公桌前，不停调阅、查找监控探头记录下的画面，指挥相应派出所进行查找……白冰的努力没有白费，拄着拐杖行走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老人，很快就被警方找到了。

　　除了“良心活儿”，“会干活儿”是白冰对工作要求的另一层领悟。

　　发生在几年前的一起抢劫警情，令白冰印象深刻。犯罪嫌疑人抢劫后，乘坐出租车逃跑。白冰回忆，案发当天，北京警方接到群众的报警电话。之后，他和同事们火速展开行动：通过电台布警、调集监控录像、进行周边布控……从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到将嫌疑人抓捕归案，仅仅用时17分钟。

　　2022年，一名诈骗嫌疑人从外区逃窜至东城。白冰在接到相关警情后，通过调集监控探头画面等方法，查找犯罪嫌疑人踪迹。结果，短短十分钟，他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在联系派出所后，很快将嫌疑人抓获归案。事后，他和同事开玩笑：“别忘了，送我一面锦旗。”虽然，他和同事们从未得到过锦旗，早已习惯“深藏功与名”。

　　在日常的情况下，白冰会直接与报警人进行联系。一次，因为走失老人的信息不全，需要补充信息，白冰给老人家属打去电话。电话中，他一方面安抚走丢老人家属的情绪，另一方面，迅速将老人先前被遗漏的重要信息录入系统，以便派出所快速找到走失老人。十分钟后，家属特意给白冰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告诉他老人在自家楼下找到了。

　　警察日亦是“平凡工作日”

　　出生于1990年的陈浩从派出所遴选到指挥调度科工作已有两年时间。他清晰地记得，两年前，自己刚走进大厅时，白冰向他介绍工作内容的画面：“几乎每5分钟，讲解就被打断一次——因为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忙。”值班科长坐席电脑键盘上的字母，是这场断断续续讲解的见证者——它已经被敲击得失去了颜色。

　　起初，了解到指挥调度科的工作时段安排，陈浩有些“轻敌”。他暗想：“这么长的时间怎么熬？”哪知真正投入工作后，这里成为了他心中的“战场”，接连不断的忙碌中，时间流逝得悄无声息。

　　作为白冰的徒弟，陈浩对这位工作细致、态度温和的师傅很是佩服。他举例说，在应急处突工作中，白冰作为牵头人，总能有条不紊地多条线展开工作，最终实现快速抓捕犯罪嫌疑人。白冰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在盯问案件时，各方面情况掌握得特别详细、周全”。

　　“不折不扣的实战派，兢兢业业的工作者。”陈浩总结道。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陈浩先是小跑着去了趟厕所，坐下后放松了一下自己的脖子。听记者问及，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干我们行，容易落下职业病。”

　　对于时常连轴转上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工作状态，白冰习以为常。就连妻子也习惯了他的忙碌。难得晚上九点到家，妻子会惊讶地问：“今儿怎么回家这么早啊？”如今，他经常在后半夜值班。有段时间，“110”报警的提示音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以为又有新的警情摆在自己面前。

　　随着工作愈发忙碌，白冰感到与女儿的关系不似从前那样亲密。在女儿飞速成长的日子里，他总是深夜才回到家中。可那时，女儿早已睡下。不过，但凡有一点闲暇，白冰都给了女儿：他让妻子在家好好休息，然后自己陪女儿打羽毛球、去书店、逛博物馆。哪怕只是和家人一起吃顿饭，白冰也会和妻子“聊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期对一旁的女儿进行引导。

　　谈及即将到来的警察节，白冰脸上再次展露出笑容。于他而言，这个节日无疑意味着警察的骄傲与荣光，但这个日子也通常是一个他和同事们争分夺秒、全力以赴的“平凡的工作日”。

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

　　从“学校体育”发芽，因“终身体育”发展——

　　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

　　很难再有一个足球场如这般“螺蛳壳里做道场”。

　　一块接近标准的5人制球场，长45米，宽22米，两个长边竖起铁丝网，一边挂着横幅“中国足球从我做起”，另一边用蓝色KT板顶棚延伸出狭窄的综合区：破旧的沙发和不成套的桌椅组成休息观战席；更衣室等同杂物间，想钻进去，得先拨开挂得密密麻麻的旧球衣借光，才能在足球和运动包的缝隙里找到落脚之地；休闲娱乐区最“宽敞”，塞着4张很难同时落座的麻将桌和观赛用的100寸电视；厨房“可以做几十人的饭菜”，还有一个洗澡间。平日训练，至少二三十人活动，若有比赛，容纳七八十人也是常态。

　　可要找到这个“秘密基地”，得先穿过一个农贸市场，带着生鲜干果、蔬菜杂粮的人间烟火气，转角隐入绿茵场。一进门，球场宽边的白墙上4个红字显眼“老有所乐”，一排小字点明方位“昆明市茨坝老年活动中心”。

　　“球队活跃的队员有70多人，五六十岁的居多，80岁以上的还有6名，年龄最大的88岁，是一支爷爷足球队。”66岁的孙滇云算得上队里的“中坚力量”，作为昆明一友足球俱乐部领队，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这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有着40年历史，而这个球场是大家自筹9万元建的，“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训练，这里已经成为老球员们的精神家园。”

　　“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当时昆明市第一中学毕业的学子踢足球的特别多，为了延续学校的足球文化，大家就商量成立一个俱乐部。”这个被命名为“一友”的俱乐部最初有4名创始人，当时20多岁的孙滇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另外3位“老大哥”包括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前昆明市体工队队长高祖培、前昆明市足球办公室主任白云祥，“4个发起人，现在就剩我一个，其他都‘走’了。”

　　学校的足球氛围，84岁的李崇智仍印象深刻，他是原云南省足球队球员、教练，球龄已有70年，而他的足球启蒙正始于校园，“1952年我进入昆一中，当时就被学校的体育氛围吸引。”他记得，学校有两个“最好、最标准”的足球场，篮球场也有10多个，“下午4点半下课，上千学生一撂课本就去球场了。”

　　但这并非不重视学业，而是在当时，体育和文化课地位等高，“成绩好、品德好的学生才能去踢球。”李崇智表示，目前，俱乐部里80岁以上的成员中还有两人是他的同学，“我们都是昆一中的学生，也都是云南省第一批专业足球队员。”

　　有了学校的基础，俱乐部很快发展到60多人，最初以昆一中毕业的学生为主，“来了不少中年人。”孙滇云记得，队伍成立不久，全国的中老年足球赛开启，为了参赛、壮大队伍，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警察、医生、自主择业的、京剧团唱戏的……但大部分都有足球底子，很多人有过专业队经历。”1986年，30岁的孙滇云见证球队首次获得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冠军，“那时云南足球很少冒出头，我们就像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一样，一匹黑马冲出去。”

　　“老人们尤其坚信，只要有人上场，云南足球就不会倒。”孙滇云记忆里，球队似乎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俱乐部里的很多人年少时便已相识，他们是校友、队友甚至是师生，发展到后来，加入了亲戚、同事、朋友，“我们圈子里大概有200多人，‘一友’也从‘一中校友’转变为‘一群好友’了。”

　　8年前，球队结束了“漂泊”的日子，在距昆明市中心约15公里的茨坝街道拥有了固定球场，但球场地势较高，一到下雨天，天然草坪就暴露缺陷，上场的人都一腿泥，且日常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昂，众人一商量，又自筹经费翻修了球场，“多的凑一两万元，少的凑千百元。”用国家级裁判、足球解说员陈晓昆的话说，“为了有个地方，能把大家和足球拴在一起。”

　　“拴在一起”意味着要先跨越队员间年龄的代沟，再携手蹚过时间的河流，至少在这片小小的球场上，“孤独感”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一个陌生的词。

　　无论场上场下，81岁的陈晓昆都十分自在，“训练后，大家分两桌做饭，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伙食既得讲求营养又要讲究火候。”他以牛肉举例，“一份做红烧，味道浓一点，给年轻人吃，一份做清汤，炖烂了，适合老队员。”而四五十岁还没退休的队员，通常忙不急吃饭，为了训练调的班，还得尽快补上。

　　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李崇智则因身体原因被“禁赛”，但训练时间一到，他就会出现在场边指导技战术，在这里，几十年从业经验凝结的218条“信条”依然鲜活，不会再囿于箱底的笔记本里，在足球的语境里，“当年训练，两毛钱买一包辣椒就饭吃”的古早经历，也有了更多懂得珍惜的听众。

　　为了安全比赛，队内最早要求给70岁以上的队员佩戴绿色袖标，起到提示作用，但彼此熟悉后，“提示”就种在了心里，“我们球队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不能抢老年人的球，只能封堵传球路线，二是不能和老年人有肢体冲撞，另外我会尽量把射门机会给他们。”40多岁的何庆伟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原本偶尔陪父亲来这儿踢球，在父亲离世后，他便正式成了球队一员，“前辈们脚下技术都非常过硬，基本功和对球的处理方式，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足球情结，感觉每周训练都在圆梦。”

　　为了“圆梦”，陈晓昆有过一次教训。“比赛中，一个来球位置太好了，我没忍住就跳起来甩了一个头球。”他没料到，以前当运动员的习惯动作，结果造成了脑部出现淤血，从此以后，他遇到年纪大的队员就叮嘱：“高球来了，用肩、用胸，一定不要拿头顶球，得忍住。”毕竟，伤病的滋味，他永远记得，“年轻时就因为双膝内侧半月板破裂，我才退队。”如今，还能坚持在绿茵场上，他很珍惜，“比分和输赢已经不重要，能过球瘾，还能适当锻炼身体，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足球。”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顽强生长的草根足球。”何庆伟认同这套足球哲学，“七八十岁，还能每周聚在一起，换换衣服，为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上场，他们站在那儿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心头一紧时，何庆伟会经常问自己，“今后到了他们的岁数，是不是还能坚持？”但看着眼前这些苍颜白发的足球“少年”，似乎又找不到给出否定答案的理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