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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质量建设涉台经济合作园区？福建省人大代表助解“成长的烦恼”******

　　(台海观澜)如何高质量建设涉台经济合作园区？福建省人大代表助解“成长的烦恼”

　　中新社福州1月14日电 (记者龙敏)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先后设立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各种涉台经济合作园区，有效推进了闽台经贸交流合作。但目前，涉台经济合作园区频遇政策优势不明显、台资项目及人才数量少、引才环境还不够优化等“成长的烦恼”。

　　在正于福州举行的福建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福建省省长赵龙表示，将高质量建设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等涉台经济合作园区。与会人大代表也纷纷建言，加快推动涉台经济合作园区转型升级，提升闽台产业融合与经济交流承载力，助力福建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福建现有6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数量居大陆首位，已吸引天福集团、漳州钜宝生物等一批台企进驻。但是，这些台农创业园及台企在升级发展中也面临基础设施较薄弱、销售“水土不服”等现象。

　　福建省人大代表、漳平市市长李毓文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有着“大陆阿里山”之称的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台农生产的永福高山茶品质佳，但因品牌营销不到位等原因，茶叶卖不动、品牌打不响、特色难彰显。

　　他建议，进一步支持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高质量发展，重点扶持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对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给予倾斜支持；积极引导台农开拓市场，指导互联网平台协助销售永福高山茶等台农生产产品。

　　泉州台商投资区是福建省6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之一，已引进颐和医院、德润产业园等168家台企，总投资202亿元(人民币，下同)，并引进132名台湾高层次人才。

　　福建省人大代表、泉州弘晟精密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炳森说，目前，泉州台商投资区存在财税、医疗器械和药品市场准入等政策“瓶颈”，全区规模以上台资企业仅6家，企业体量较小。

　　郭炳森建议，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赋予更多惠台利民举措，鼓励和支持拓宽应通尽通新路径。

　　漳州古雷石化基地是国家发改委唯一确认的大陆台湾石化产业园区，截至目前已投产、在建、签约产业项目48个，总投资3226亿元。福建省人大代表、漳州市政协副主席戴鹏飞建议，要积极创造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与新型合作模式，利用海峡论坛、两岸企业家峰会等平台，深化闽台石化产业对接合作，继续引进一批台湾补链项目、延伸项目、升级项目；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抓住当前东南亚石化市场超景气周期，将产品销售出去。

　　平潭是大陆唯一对台综合实验区，致力于打造台湾同胞“第二生活圈”，具有独特的区位、通道、政策优势。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陈晓春指出，平潭已实现对台主要港口客货航线全覆盖，进出平潭岛陆路物流双通道也已经形成，两岸人货往来、贸易通关便利；占地面积约100亩的平潭海峡医药健康产业园，为打造两岸中药材贸易集散地提供了载体。

　　陈晓春建议，在平潭设立两岸中医药标准分中心，探索两岸中医药标准互认互通；将平潭作为大陆对台中药材主要输出口岸，推进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运作；在平潭设立两岸乃至国际中医药论坛、产业交流大会，加强中医药交流合作。(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