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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乐发lv攻略2024-10-21 17:48

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特别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对此，我们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将二十大精神具体落实到办好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上，落实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强国上，切实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正确方向。高校党组织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应对错误思潮、违法乱纪、学术腐败等各种风险挑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塑造风清气正的高校生态。要切实执行中央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大政方针，有效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正片面的人才评价标准和绩效观，打通高校“最后一公里”。要科学谋划、统筹协调，有效开展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用清晰明确的制度规范引导和管理校内教学科研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最大限度提升有限教育资源的运行效率。要深入一线多开展走访调研、恳谈交心，掌握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把党的关心关爱传递到每一位师生员工，加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要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支撑做实，必须坚持“德者，才之帅也”的立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塑造未来人才的高尚品德修养，不惧风险、不受诱惑、堪当伟业。要为青年树立理想信念的明确标杆，引导其无愧于前沿性、专业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定位，矢志成长为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认同，自觉同歪风邪气划清界限并开展斗争，在当今世界范围激烈的人才争夺中，引导新时代青年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要为青年提供品德养成的有效平台，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学者专家倾情投入，提高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获得感和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着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坚持以“四个面向”为引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高校学术研究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自觉汇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事业，并转化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上。要对接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制定既长远又可行的目标，整合学术资源有重点地建设，“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不畏难、不浮夸，不断生成具备真情怀的科研队伍，不断提升具备硬实力的科研绩效，形成创新成果渐进式积累和颠覆性突破的辩证统一。要适应当今世界新型竞争态势，善于在新时代对外开放中合作和竞争，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学术研究领域追求领先度、声誉度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竞争力、话语权有机联系起来。要辐射带动全社会发展进步，引导师生立足中国大地做研究、写文章，以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主渠道，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引领。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创新谋划学科建设布局，发挥学科建设对于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要以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学科结构，强化学科基础，凝练学科方向，超前谋划新兴交叉学科布局。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打造高水平学科平台，深耕细作基础力量雄厚、学科实力过硬的优势学科，重点发展跻身前沿的优势特色学科，积极布局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学科，抢占学科高地。要深化问题导向，创新学科组织模式，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壁垒，以学科群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的全学科有机融合。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外合作交流机制，拓宽师生国际视野，增长师生国际见识，激发师生国际交流合作的热情与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培养心怀“国之大者”、脚踏实地奋斗的新时代人才。高校一切办学、教学、研究、建设，归根结底要让人才把青春的绚丽之花绽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落实到脚踏实地沉潜奋斗的长久行程中。要引导学生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树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大志，争做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要培育学生增强本领才干，“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必须让其惜时如金、孜孜不倦、心无旁骛，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经世致用、全面发展的大才，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要指引学生瞄准改革实践，“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必须让其知行合一、求真务实，守正创新、迎难而上，担当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大任。

　　上海财经大学有效落实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人才培养正确方向。始终将科学研究作为学校基础工作，推动“顶天立地”科研育人。鼓励教师扎根中国大地、紧跟学术前沿，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强化教学投入，推动教材体系、教学环节改革创新和科研优势转化，实现科研教学有机融合、双向促进。始终将学科建设作为学校的龙头工作，以一流学科高质量建设推动学科育人。全力建设“应用经济学”一流学科，打造应用经济学学科特区，加快新文科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管理等主干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积极布局符合时代所需、具有上财特色的学科体系，夯实学科育人根基。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三全育人”思政教育体系，努力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全球视野和民族精神，富有创造力、决断力、组织力、坚韧力的卓越财经人才，为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进行上财探索、作出上财贡献。

　　（作者：许涛，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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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